新时代以来，我国推进教育体系优化进程明显加快，加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设成为其中一项重要政策行动。国家层面的政策行动尝试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改良版”的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第二次是“升格版”的职业本科高校试点。从当前宏观层面的政策供给意图来看，更多强调二者的差异性并主张“异类”发展；但从中观层面的实际办学比较来看，二者更趋于“同型”。未来二者将会面临“汇合”还是“分流”的发展纠结，应从系统思维出发，采取分两步走的战略，在供给侧的政策连续性与需求侧的高质量发展之间寻找平衡，并持续优化教育体系。

    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如何更好优化两种本科的角色定位并互补发展，将是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中的一个关键点。未来无论是从更好满足未来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产业发展需要来看，还是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来看，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都应该发展成为和普通高等教育不同但又各具价值的教育类型。2025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将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并推进差异化发展，这为这两种本科中长期发展的角色定位和办学走向提供了明确方向。因此，应从系统思维出发，既要坚持供给侧的政策连续性和阶段性，也要尊重需求侧的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动态需求。结合以上分析进行科学研判，分两步走战略更加贴合办人民满意教育以及优化教育体系互相匹配的发展性要求。

　　（一）第一阶段应更加侧重回应民众质量需求，推动二者竞合促进“分流”发展，尤其壮大职业本科的力量

　　如前所述，当前政策走向更加倾向于有意将二者“分流”发展。但“分流”并不意味着各自为战，而是应该推动二者实现竞合发展。良性竞合关系形成的前提也在于二者之间能够构成“等值性”，目前职业本科和应用型本科在整体上的“等值性”还有差距。因此，在此阶段应重点壮大职业本科的力量，提高其办学质量及社会认同度。一方面，是规模数量上的壮大，需要推动更多高水平的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当前摆在职业教育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是需要在五到十年左右的时间对民众的高质量职业教育需求做出积极而响亮的回应。而从民办高职升格而来的职业本科主要群体尚不太具备回应这种质量需求的实力和声望。另外，我国人口负增长的态势将很可能持续较长时间，未来高等教育越来越进入买方市场，学生和家长对本科高校的选择偏好可能还会持续加强。因此，在以公办高职为主的“双高”示范校群体中筛选出更多的院校升格为职业本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较优解。

　　另一方面，是质量水平上的壮大，尤其是通过提升职业本科的办学质量产生对促进应用型本科办学水平的“鲶鱼效应”。在2023年便出现了一个典型案例：当年才由高职专科升格为职业本科的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首次在本科批次招生就成为录取榜上的一匹“黑马”——该校在2023年物理类投档最高分数达595分，最低分555分，力压广东不少老牌本科院校。最低录取排位与广东工业大学基本相当，超过汕头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广东财经大学等省内高校。其中不乏已经跻身“双一流”的高校，而大部分已经明确定位为应用型本科的广东高校更是被“一步超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一上线就走高”的亮眼招生表现，本身也是展现其多年教育成果的“成绩单”。因其在专科层次时便具有强烈的产教融合特色，既高度服务于珠三角产业发展需求，又很好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高质量就业需求。作为职业本科“新贵”对应用型本科所带来的挑战和冲击是空前的，这些高校的危机意识一下子就提高了几个量级。如果不真正用心做好产教融合以更好回应学生的质量诉求，还在学术锦标赛制的“卷”中迷失方向，应用型本科显然也会面临更强力的挑战和更深刻的危机。因此，高水平高职院校升格而来的职业本科会成为一条又一条“鲶鱼”，刺激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竞合发展，并将激发中国高等教育整体焕发出新的发展活力。

　　（二）第二阶段在二者都得到较充分发展后，应把握机遇促进其“汇合”成为同一类别的应用科学大学，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真正落地

　　在二者都得到较充分发展后，政策供给侧和质量需求侧的相互匹配度将会更高，应当把握结构调整的机遇期。笔者在前期研究中曾提出，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后民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愈加强烈并愈加多元化，因此不能为实现高等教育分类的理想性政策目标而冒进改革，应当兼顾已经在大众化发展阶段建立的以分层为主的高等教育体系基础和国民心态基础，在普及化初期建立一种“层类交错”过渡性体系更符合理性。但过渡性体系更多是在改革缓冲期发挥作用，适应普及化时代需求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还是应当实现从金字塔层次向多元化类型的真正转轨。而随着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和考生“用脚投票”的竞争筛选，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很可能会产生一轮大洗牌。一些办学质量差、就业质量低而难以回应民间质量需求的院校会被自然淘汰或缩减办学规模；而更多在竞争中产生真正特色的职业本科和应用型本科院校将自然获得学生青睐并逐步巩固品牌优势。在这样的基础上，二者走向“汇合”的条件已经更加成熟，适宜在政策供给层面考虑如何推动“汇合”了。

　　在这个阶段，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中的大部分院校应都具备了服务于人的职业发展和产业应用的较高水平需求，其功能定位与研究型大学比较起来也显得更加泾渭分明。这可能更类似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性大学的状态，德国通过颁布和修订《高等学校总纲法》，明确了应用科学大学的法律地位，将“不同但等值”作为界定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性大学关系的核心价值，从而推进高等教育体系从单一性向双类型转型，并积极回应了新生产力变革带来的教育需求。进入到此阶段，在民众心态上也应已产生了不同类型高等教育之间“等值性”的集体认知，在此基础上应当在政策结构上加力促进这两种本科找到交汇点并实现殊途同归，为未来社会培养高级应用型职业人才。因此，在此阶段应当推动二者走向“汇合”成为同一类别的应用科学大学，并且可以以专业学位设置作为二者交汇的重要标志，根据此类院校不同水准评定其是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一方面区别于以研究型定位的本科高校，另一方面又区别于专科层次职业教育，使高等学校类型更为多元化、层次更为丰富，并具有更为清晰的边界和互通机制，以此实现教育体系的高质量优化。

　　另外，分两步走的战略，还要考虑时间节点如何判定，这方面可参考教育内外部环境及顶层设计政策背景进行综合考虑。一方面，《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围绕建设目标提出了具体时间节点：到2027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另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当然可以作为时间节点的首要遵循。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主要时间节点中，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更符合两种本科从“分流”到“汇合”的发展需要和走向成熟态势所需时间。因为2025年到2035年刚好十年时间，这也是两种本科发展壮大的重要机遇期。尤其是职业本科迫切需要在这个机遇期提升规模及质量，积极回应民间质量诉求并为其正名。当然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即必须尊重教育的内部规律，根据二者发展情况进行动态科学评估，而不是机械地按照某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强力推行政策调整。教育强国与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其自身既具有独立身份，同时又会对整个体系的组织结构和行动实践产生某种集体性理解或系统性集成。因此，应当坚持系统思维，同时对宏观层面的政策供给侧与中观层面的质量需求侧进行动态的科学评估，寻找到二者之间达成较佳匹配度的平衡点，这才意味着结构调整的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总而言之，从层次到类型的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一个关键，不但能对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产生强大的牵引作用，更将能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并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根基。

【陈先哲，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彭昕红，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教育体育局科员】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2期，本文摘取第四部分。